(3)对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无法实施强制执行。
在吉伦特派当政期间，1792年颁布的八月法令，主要体现了吉伦特派的政治偏好。此外，在初次发表于1935年的《十年来之中国法律》一文中，吴经熊又称：民国之国体虽变，而法制未能焕然一新。
在这种大全中，不同的、矛盾的习惯和法律得以协调。先锋队 所谓政党驱动型法治，就是由政党主导、引领的法治。至于1795的法国宪法，则主要体现了热月党人的意志。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建者与领导人，孙中山对民国法治秩序的引领，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对民国法治的驱动。吴经熊的这两篇文章表明，民国时期的立法、法律与法治，主要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学说，主要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学说的实践。
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兴起，其根源在于政党政治的兴起。在政府与法治所结成的这种关系中，把法治划分为政府推动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还面临着一些逻辑上的障碍。(26) 3.法治实践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实现 后发现代化进程走的是跨越式发展道路，政策和法律都是执政党用来改变社会，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治理工具。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样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只有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当代社会民主政治条件下，一项改革要想获得成功至少应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即目标的可取性、程序的预定性、决策的正当性。
(84)这无疑有助于法律推理结果的可接受性。(35)新时期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期盼有了新的变化，不仅注重审判结果的实体公正，更多注重审判过程的程序公正。
(43)他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是法治化，目标是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以法律和社会的共识为理由作出的裁判，无疑能够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二)运用程序思维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通过法律的治理并非单靠法律的强制迫使社会接受和服从。法律推理的结果并不会改变法律条文本身，法律推理的过程中可以融入社会核心价值、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经济政策等非法律因素的考量，通过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寻求一致性来充实论证，成为所适用法律依据的修辞或补充。
共识有助于提高立法与决策的可接受性，容易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自觉。(72)②通过程序提高立法技术。程序公开是腐败的克星。自治多体现为全体成员在社区搭建的民主议事平台中平等协商、对话沟通，就全体成员关注的问题求同存异，以对话达成的共识制定章程或公约，并自觉遵守。
不仅关注整体司法公正，也很看重个案实质公平。⑥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差异必然反映在宪法法律上，一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必定体现在法治实践中。
中国的法治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品格，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法治建设的正当性基础，法治实践要服务于政治目标，肩负着维持政治稳定、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40) 上述关系之间的紧张，表面上是坚持法律就是法律的形式法治与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质法治的紧张，实际上是政治与法治的纠结的具体面相。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定是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⑤参见前引②，葛洪义文。2015年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指示，要求把政法工作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职责，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程序是法律规则的运行代码，是法律体系的内置算法。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
此外，相对于法律的规定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强调一视同仁、无差别对待，政策通常以抽象的原则、方针、路线为表现形式，赋予政策执行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采取措施解决现实问题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和法治的紧张关系集中反映为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司法工作的目标。⑤ 总之，在法治基本原理上，法治是政治的法律化，政治构成法治的根基和理据。
反过来，法律的形式性依据又发挥着将尚未整合入规则中的某种实质性依据屏蔽掉，防止它进入法律决定过程的功能。按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的规划，党内法规的内容不仅包括一整套行为规范，而且还表现为一系列程序规则，包括：①保障和规范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领导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序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治是一种支配性权威力量，具有强烈的意志性。(36) (二)法治建设难题：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轩轾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遵循不同的标准，各有轩轾。法律要体现政策精神，政法工作要服务中心工作，法治建设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政治安全、维护既定社会制度。
①通过程序及时形成立法问题意识。(21)参见前引(17)，周佑勇文。
这对司法实践中破坏法官中立形象的不正之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程序参与的实质是对话协商。
程序思维所追求的共识并非完全的同意，而是参与主体求同存异，在局部形成的重叠共识，哪怕只是浅层次、窄范围的共识。(71)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对立法机构的程序思维提出了更高要求。
(17)参见周佑勇：《逻辑与进路：新发展理念如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50)同时，以寻求共识为目标的程序，需要各方本着平等、合作的姿态参与进来，在尊重对方不同意见的前提下，争取说服对方。(65)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决策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法治建设规划》)的设计，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时间跨度一直持续到2050年。
借由法律，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得以制度化。(74)③通过立法后程序，为修改立法提供准备。
但是，法治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禀赋各异，政治与法治的运行逻辑又有天然的紧张关系。一是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发挥程序制约权力的作用。
(20)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法律表达的是政治意志，调整的是政治关系，维护的是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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